鲜为人知的清代宁古塔“穿官”习俗

　　 三姓副都统的下江“穿官”仪式 　　

　　“穿官”，是人们对清代“贡貂颁赏乌绫”这种官贸活动的通俗叫法。“贡貂颁赏乌绫”即清代黑龙江下游的赫哲、费雅喀、奇勒尔、鄂伦春等五十六个土著边陲部落到宁古塔、三姓等地进贡貂皮，由副都统代表清皇朝给其颁赏“乌绫”（衣服、布帛、针线等）。

　　喻为“苦寒之地”的宁古塔，当时气候之寒衣食之难，今人是不可想象。顺治十二年（1655年）因收受贿赂被流放到宁古塔的鼻祖清吏科给事中陈嘉猷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满洲富者缉麻为寒衣，捣麻为絮，贫着衣狍、鹿皮，不知有布帛”。龙兴之地的子民尚且如此，远在深山的野人之饥寒交迫就不得而知了。“乌绫”是长期生活在天寒地冻之域异民族迫切需求品，“穿上官家的衣服”也是深山密林里土人提高御寒能力的指望。

　　寒雪消融，一帆走过大野的风，吹瘦了冰，喧嚣了宁古塔的南江沿。跑完冰排开江后至十月大江封冻前，是土人划船到宁古塔进贡貂皮的“纳貂之期”，南江沿码头停满了呼儿喀、黑斤、费雅喀等三个部族土人进贡的小船。

　　进贡土人一上岸，他们奇异的装扮马上吸引了大家的眼球。有的身穿鱼皮衣服脸上刺青的、也有“鼻端贯金环”披散着头发的“大长毛子”、更有“赤臀无裤、以皮蔽其前”者，“有戴笠者、有负叉袋者，有跣足者，见者无不大笑”。

　　宁古塔衙门对土人进贡的貂皮进行挑选是公正透明的。在衙门的官堂之上，副都统正中而坐，协领分东西席地而坐，大堂中间陈列着各个姓氏进贡的一张张貂皮。“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草色次之”。有懂行的军兵上前详细查看每张貂皮的颜色和大小，按照毛皮的体长、毛色划分为一等、二等、好三等、寻常三等，在貂皮的皮背面盖上等级章。然后，按“每一贡貂户赏一套乌绫”的贡赏原则，统计部族中姓长、乡长和白丁进贡的总人数，分别从一等貂皮中再精选相等数量的贡貂入库封贮，赏赐乌绫。貂皮气暖、皮张山积，官员在堂上全都汗流浃背，不得不脱去官服，身着夏用单夹衣，摇着扇子，把象征着官品的顶戴花翎放在一旁，露出一个个光亮的脑门和一根根辫子。千张貂皮的熏蒸之气，难得让我们看到了大清官员斯文扫地的滑稽。

　　日本学者间宫林藏在十九世纪初考察库页岛和黑龙江一带的考察报告《东鞑纪行》，更详细记叙了他亲身经历的“贡貂颁赏乌绫”的史实。在“赏乌绫”城“先由下级官吏出栅栏门，呼唤诸夷之喀喇达、噶珊达等依次单独进入公署。较高级官员三人，坐于台上三条凳上，接受贡物，夷人脱帽，跪地叩首三次，献上黑貂皮一张。中级官吏介绍来人之后，接过礼物呈交较高级官吏面前。贡礼毕，赐予赏物。与喀喇达锦一卷，与噶珊达缎类品四寻，与庶夷则为棉布四反，梳子、针、锁、绸巾及红绢三尺许。”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对来朝贡的土人给予了相当优厚的待遇，“凡岁贡者，除赐衣冠什器之外，宴一次，固山达以下陪宴。三年一贡者，宴三次，宁古塔梅勒章京陪宴。”土人在宁古塔期间还每日定量供给其谷米、烧酒、盐、粘米、豆、马料等，亦不限定其返还日期。

　　清朝时间，貂皮归皇室贵胄独家享用。当时，在重要的山口、码头都设有由官兵把守“卡路”哨所，“不准民人私自进入狩猎”等活动。对貂皮的管理也十分严格，不得随意买卖和捕杀。貂皮需先由衙门择成色上佳这进贡朝廷，选剩下的貂皮被官家割去一个爪子并“钤压戳记”后，方可在集市上自由交易。如果皮背上没有印记而又四爪齐全的就是私货，必须“没收治罪”。

　　《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对违反禁令之人所受的严厉惩罚进行了记录：康熙十四年镶红旗尼堪佐领下的笔贴式罗禅去下江收貂时带民人充当跟班衙役以携带贸易之物，被革去笔贴式之职；乾隆四十五年因三姓副都统衙门对私自潜入乌苏里江走私貂皮的汉人，在查获后没有及时上报吉林将军衙门，只将貂皮没收充官没有将犯人解送将军衙门从重惩办的事情进行了问责，将三姓副都统奉恩将军普正官降三级。

　　清王朝“贡貂颁赏乌绫”制度因其对上好“玄貂皮”的持续大量地刻意追求，大量的贸易、无禁止的乱捕、貂的生存环境的破坏，导致貂鼠种群数量的锐减，貂皮变得越来越珍贵起来。据《三姓志》记载：乾隆年间岁纳貂皮2689张，光绪年间国内貂皮已竭无出，俄人设边立卡不允库页土人到清朝去纳贡赏乌绫。清政府不得不另派商人远至俄占的伯利一带去购买貂皮了……

　　穿官，这不仅是宁古塔、三姓两个副都统每年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更是清朝的一种体恤边民的惯例和对边陲的统治手段。清太宗努尔哈赤在天聪八年二月就因“虎尔哈慢不进贡（貂皮），将发大兵往征……”这项制度，因貂皮资源的枯竭而草草收场了。

　　宁古塔曾承担呼儿喀、黑斤、费雅喀三个氏族2136人的“贡貂颁赏乌绫”之责，在乾隆四十四年将乌绫及貂皮事宜移至三姓副都统衙门承办了。宁古塔依旧是冬去春来，依旧是千年来口音未改的鸟鸣，时光流转中，不会再重新出现的是为穿官之事匆匆而来的下江土人，船来船往的繁忙码头……